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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臂枷（第1页）

余春娇是在工头老周葬礼那天，第一次听说那座塔吊的账还没还完。

她在省城做塔吊司机，整个建筑行业里开重型机械的女人不多，她是其中入行最晚的一个。她男人在工地上出事故死了以后，她把孩子扔给婆婆，报名学了塔吊操作证。别人问她为什么选这行，她说，来钱快，不需要看人脸色。事实也确实如此。她考下证以后跟着一个远房的表叔干，在省城周边的工地上来回跑，哪里缺人她就去哪里，工资日结，从不赊账。她开塔吊的技术不比任何人差，胆子也比任何人都大。别人不敢吊的她敢吊，别人不敢上的高度她敢上。工头们私下叫她“余大胆”，她听见了笑笑，不反驳，也不当真。她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胆子大，她只是不怕。不怕的原因也很简单——她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让人害怕的事了。

老周是她跟了两年的工头，五十六岁，秃顶，啤酒肚，嗓门大，走路带风。他在省城周边的工地上承包塔吊租赁和安拆业务，手里有七八台塔吊，活多的时候忙得脚不沾地。余春娇跟他的这两年，从城东的物流园跟到城西的安置房，从城南的医院工地跟到城北的商业综合体，工资从不拖欠，年底还有红包。她对老周的印象不算好也不算坏，就是一个普通的工地包工头，嘴碎，脾气大，偶尔骂人，骂完就忘了。

老周死在工地上。头天晚上还跟工人们一起吃了顿宵夜，喝了半斤白酒，吹牛说要拿下城南那个新项目。第二天早上工人们到工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在塔吊下面了，脸朝下趴着，后脑勺被砸出了一个洞，周围一摊血。塔吊的大钩悬在半空中，距离地面不到一米，钩子上沾着暗红色的东西，法医说是老周的血迹和头皮组织。法医的结论是意外，老周半夜独自来到工地，被脱落的吊钩砸中后脑勺致死。可工人们都不信，老周虽然有工地的钥匙，可他从来没有半夜去工地的习惯。更离奇的是那台塔吊是老周自己的，他手下那几个塔吊司机把它保养得比谁都仔细，吊钩的销轴和卡板每个月都检查，从来没出过问题。

余春娇在工地上搭了灵棚，停了三天的灵，烧了三天的纸。来吊唁的人很多，大多是各个工地的包工头和材料商，老周欠他们钱，他们也欠老周钱，人一死账就更理不清了。余春娇跪在灵棚里替他烧纸还礼，膝盖跪出了淤青。

那年她三十五岁，丈夫走了四年，老周是她最后一个稳定的雇主。老周死后，她接的活越来越少，从一周四五天变成了一周两三天，有时候一周都没活干。她开始失眠，每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要熬到后半夜才能勉强合眼。那段时间她总是梦见那台塔吊。梦里她坐在驾驶舱里，操纵杆在手，塔吊缓缓旋转，大臂在夜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圆弧。她看不清吊钩下面吊着什么，只能感觉到那个东西很重，沉得她握操纵杆的手都在发抖。她想把那个东西放下去，操纵杆却推不动，吊钩卡在半空中不上不下，塔吊还在旋转，越转越快，大臂像一只巨大的手臂在夜空中乱挥，她听见了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然后她醒了，浑身冷汗。

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从老周死的那天起，有什么东西就已经盯上她了。

那年秋天，余春娇接了一个私活，在省城东南部的一片开发区里开塔吊。工地不大，是一栋五层楼的厂房，老板姓陈，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人，说话慢吞吞，做事挺靠谱。余春娇到了工地以后，围着那台塔吊转了一圈，总觉得哪里不对。塔吊是新的，去年才出厂的平头塔，大臂长五十米，最大起重量六吨。一切正常，高度正常，力矩限制器正常，变幅机构正常，回转机构正常，吊钩正常，钢丝绳正常。

“不对劲的是什么？”她说不上来。她把塔吊的开关合上，操纵杆轻轻推了一下，塔吊缓缓启动，回转机构发出低沉的、有节奏的嗡鸣声。她盯着正在缓慢旋转的大臂，忽然觉得那个声音不对，不是机械运转的声音，是另一个声音，从塔吊的金属结构里面渗出来的，闷闷的，沉沉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她关闭了电源，那个声音停了。

她没把这件事告诉陈老板，说了他也不会信。她从驾驶舱里爬出来，站在塔吊下面仰头看着大臂。夕阳把整座塔吊染成了暗红色。

开工之前。陈老板买了几挂鞭炮、几刀黄纸，在塔吊底下摆了一张供桌。供桌上供着猪头、整鸡、整鱼，三杯白酒，三炷香。陈老板点着香，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黄纸点着了扔进铁桶里。纸灰从桶里飞出来，落在余春娇的头发上、肩膀上，灰白色的，轻得像雪花。

她在塔吊下面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把安全帽扣好，沿着塔身内部的爬梯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驾驶舱的时候，她低头看了一眼地面，陈老板已经走了，供桌还摆在那里，三炷香还在燃着，香烟在晨风里扭成了几道弯弯曲曲的线。她坐上驾驶座，把操纵杆推到底，塔吊缓缓启动。大臂开始旋转，变幅小车沿着大臂向外移动，吊钩缓缓下降。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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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股气味一直在。不是从地面上飘上来的，是从塔吊的钢结构内部渗出来的，铁锈的腥味底下，藏着一股极淡极淡的甜。她已经闻了很久了。她不知道那股甜味从何而来，只觉得在驾驶舱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待久了，鼻子深处有一种隐隐的胀痛。

余春娇在那个工地上开了半个月的塔吊。每天早出晚归，吊钢筋、吊模板、吊混凝土。一切正常，没有异常，没有怪声，没有怪味，甚至连那个困扰了她很久的梦都没了。每天收工以后回到出租屋，洗完澡躺到床上，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天亮。

她以为自己终于走出了那场漫长的失眠，以为那些梦境和老周的死一样，只是她生命中的一段意外插曲。她甚至在考虑要不要给陈老板打电话，问问他后面的活还要不要人，工钱能不能再加一点。

那天下午，她正吊着一捆钢管往三楼的楼面上送。塔吊旋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操纵杆忽然卡住了。她使劲推了几下，推不动；拉了拉，拉不动。塔吊还在转，大臂以恒定的速度缓缓划过天空，变幅小车停在大臂中间的位置，吊钩悬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她低头看了一眼力矩限制器的显示器，数据在跳动，不是正常的跳动，是那种毫无规律的、忽大忽小、忽正忽负的乱跳。她用力拍了几下仪表盘，显示器闪了两下，灭了。

操纵杆还是卡死的。她松开手，操纵杆没有复位，停在那个推了一半的位置，像一只被冻住的手。她往窗外看了一眼，吊钩悬在三楼楼面上方，钢管还吊在半空中，晃晃悠悠的，随时可能坠落。她试图用塔吊的备用电源启动紧急操作系统，备用电源没电，指示灯不亮。她使劲按了好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从驾驶舱的窗户探出头，往下看了一眼。地面上那个供桌还在。那三炷香没有灭，香烟从供桌上升起来，在无风的工地上升得笔直。可那烟不是白色的，是灰黑色的，浓稠的，像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尘。烟柱的正下方，塔吊底座的水泥台上，蹲着一个人。佝偻着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正在低着头摆弄什么东西。他的姿势像在拧螺丝，又像在摸索着什么东西。

余春娇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给陈老板打电话，屏幕显示通话拨出。她听见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接通音。

手机响了。不是从听筒里传出来的，是从驾驶舱外面传出来的，从塔吊的金属结构里面渗出来的，闷闷的，沉沉的，和半个月前她第一次启动这台塔吊时听见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那是老周的手机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