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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1章 日娱终结者（第2页）

章大使说的陈老，自然是中国第一位驻日大使。杨叶当年初到日本的时候，陈大使就帮过他。

杨叶谦虚地道：“那时候年轻气盛而已！”

章大使道：“你如今所做之事，虽然比不上当年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但你揭露出这样一个惊天大丑闻，你在背后所做的努力，还有你的胆色，实在是让人佩服之极。”

杨叶叹了口气，说道：“其实喜多川在六十年代就因为侵害十五名男孩被告上法庭，但也不过是赔点钱罢了，他什么事都没有。这个世界对于男孩的保护实在太少了。如果男孩女孩一视同仁，喜多川二十年前就进监狱了，何至于等到现在，让他祸害数千人之多？”

杨叶一下把天聊死了，因为在中国，这事也不用坐牢。

……

1999年，《周刊文春》连续十四周发文，详细记录十二位曾经目睹或遭受喜多川侵害的受害者的经历。

丑闻爆出后，不少欧美媒体都跟进了报道，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等。

《卫报》曾撰文称，这位花费三十七年，建筑起日本最大娱乐公司的掌舵手，“正站在一个可能使他的帝国倒台的丑闻中心”。

但此后二十余年，日本社会和媒体却对喜多川的性丑闻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喜多川啥事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将西方的文化定义为“罪感文化”，将东方的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

两者的区别在于，“罪感文化”有恒定的道德，一旦犯错，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

这时候就得去教堂告解，忏悔一番。忏悔完就没事了，因为主会原谅你。

而“耻感文化”没有恒定的道德，但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

比如某件事情，大多数觉得这是对的，那么即使你自己坚信这是错的，为了自己的“廉耻”，也多半会随声附和。

这种所谓的“耻感文化”，在日本尤甚，那么多被喜多川侵害的少年们为什么会选择隐忍？

畏惧于喜多川的权势，自己想要出名当然是最大的两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来源于这种“耻感文化”，觉得把这件事说出来……很丢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