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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9章（第1页）

他说：“不要害怕……你不过是今日监斩几个人，日后却能救千千万万的人。”怕死、懦弱的劣根性在剧烈的冲击下粉碎，取而代之的是刻骨的内疚，是沉甸甸的责任。

她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了宣府，她以为她能靠造福一方，来重获内心的安宁。可战场上屈死的亡魂竟然比刑场上还要多。官家在把百姓当羊吃，鞑靼人也在把百姓当羊宰。她终于对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绝望了。与其委曲求全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她成功了，九边重整，勋贵洗牌，屯田大增，军士得益。如若能在此时死去换来援军，便是她所追求的圆满结局。然而，她却没死，有人替她承担了悲剧的命运。同袍浴血奋战到最后一刻，时春、米仓挡在她身前。米仓说：“要报仇、要血债血偿……”

仇恨太过尖锐，它将她心中的同理和底线碾得粉碎。她利用嘎鲁，挑起内乱，让草原燃起烽火。她为了报仇不折手段，也的确让黄金家族血债血偿，两国还签订了通商条款，从此大明的北方边境再不会受侵扰，两边的子民都能安居乐业。

可她心中的折磨并没有消失，因为她在得到更多的同时，失去得也更多。锦衣卫的性命，张彩的自由。她都眼看他们抛却了。这里一切都不如五百年后，可唯有一点例外。爱她的人，给予她的爱，都是无尽的。因这份情谊，希望和斗志重新在她心中萌芽。既然再也回不去，她就让未来快一点来。

然而，她回京真正着手时，才更加深刻认识到，致使华夏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桎梏，强大得超乎她的想象。

万户后人的哭诉让她明白，即便有她的扶持，由匠人自主发展科技的路子也一样走不通。而商人长久以来的弱势地位，也让他们沦为政权的血包，始终掀不起大风浪。至于农民，他们在王朝中期的起义无法动摇政权，只能给他们争取到苟全性命的好处。自下而上的起义可以覆灭王朝，却无法打破社会停滞的枷锁，这是一治一乱循环往复的根由。

事态如此，她只能由上破开一条口子。只是，这也同样艰难。她仅仅在科举中掺入实干兴邦，触动了八股的应试形式，就让她遭到了反噬。儒家意识形态的高压，容不得半点异声。她以财政问题为由想开关通商，却陷入在外倭患难除，在内阻挠不断的困境。经济系统的先天不足，让它始终被政治系统、被士人阶层裹挟，连自救都艰难。意识形态、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相互链接，互为依靠，构筑成超稳定体系，构筑成千年不变的社会形态。

唯一能可破局的地方竟然落在政治上。皇权有控制的天性，有敛财的天性，有扩张的天性。通过顺应这种天性，她的话语权不断增加。随事考成让她控制了部分人事考评大权，而作为底层建制的治农官系统建立让她的手可以深入地方。

以水转丝纺车的膨胀为引线，她依靠人事约束和重利相诱，将开关之争，变为了中央与地方财权之争，将非东南地域的官员绑上了她的战车。封闭百年的海关由此被打开。庞大的对外贸易加上丝纺业、棉纺业的技术革新，注定会催生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可丝织工场在萌芽之际，就被官方垄断。生产力在快速发展后又很快到达极限。它不足以打破社会停滞不前的枷锁。

这没关系，这是可以预料的。经济在此世本就处于弱势，鸟翼缀上石头，又怎么可能高飞。她下一步应该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桎梏。经济的变化会引起新思想的萌发，而新思想又会指导社会走向新道路，而非原地打转。王阳明的心学在海岸线最前沿横空出世。她像照顾幼苗一样，护持着它的发展。随着书院在两广遍地开花，心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门徒越来越多。接下来，就要让它变成官方正统，让心学的威力席卷整个国度。

可政治系统的反噬，也随之而来了。她依靠皇权对专制、对扩张的渴望，催动政治系统的革新，以此为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辟出一条生路。那么要想让政治系统继续顺着她的路子走，她就必须要给予皇权相应的回报。权力的掌控欲是没有止境的，控制了军权，就要进一步掌控政权；控制了庙堂，还继续控制草野；控制了人的行动，还要控制人的思想。她已经看到了君权肆虐的后果，可还只是一个开始。“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3】。

这足以让她的所有意义都蒙上阴霾。她不能坐视这样的事发生，她拿到手的意义必须是纯白无暇的，是足以安抚灵魂的。不然，她这么多年的辛劳，又为了什么呢？

此时已是深夜了，万籁俱寂的村道上，打更人锣报骤然响起，似雷鸣一般回荡在月池耳畔。念头一起，就再难停歇。妥协换不来让步，既然她无法阻止政治系统的反噬，那为什么不替代他，自己做政治系统的主人呢？

月池点起油灯，又一次拿出一张白纸，就如她当年在唐伯虎的船上一样，罗列着她的优势和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