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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沃罗诺夫这辈子最得意的成就,就是在新罗刹山上买下的那套顶楼公寓。
说起新罗刹山,当地人都要皱眉头。那地方在城西六十公里外,整座山像一头趴窝的熊,山顶终年笼罩着一层铅灰色的雾气。苏联时代那里是气象观测站,后来观测站搬走了,留下一座孤零零的十二层楼房,像是插在山顶上的一根生锈的钉子。
开发商把这座楼翻修了一遍,刷上奶油色的漆,安上塑料窗户,取名叫“苍穹苑”。名字很好听,可谁愿意住在一个一年有两百天刮风的鬼地方?房子卖不出去,价格一降再降,最后被谢尔盖捡了漏。
谢尔盖今年三十二岁,离异,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他从前是个地质勘探员,后来公司倒闭了,他转行做了房屋中介。转行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头三个月他一单没开,靠着前妻偶尔寄来的抚养费苟延残喘。直到第四个月,他卖出了一套郊区的小户型,佣金到账那天,他攥着银行卡在自动取款机前站了足足两分钟,屏幕上那个数字让他确信:天无绝人之路。
买下苍穹苑的顶楼公寓花光了他所有积蓄,还背上了二十年贷款。但他不在乎。当他第一次带着儿子费奥多尔走进那套两居室时,费奥多尔趴在阳台上大喊“爸爸你看,云在脚下跑”,那一刻谢尔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费奥多尔是个安静的孩子。他的安静不是那种让人担心的沉默寡言,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沉稳。他喜欢画画,喜欢拼乐高,喜欢趴在窗台上数远处的电线杆。谢尔盖有时候觉得,这孩子不像自己,倒像他从未见过的爷爷——那位在家庭聚会上从来没人愿意提起的老人。
搬家后的头几天一切安好。谢尔盖把家具摆放妥当,费奥多尔的房间刷成了淡蓝色,阳台上摆了两把折叠椅,父子俩坐在山顶上看日落。风很大,但景色壮丽,整个新罗刹地区的丘陵和森林尽收眼底,远处地平线上,一座废弃的电视塔像一根手指指向天空。
第七天,下了一场小雨。
谢尔盖是在第二天早上发现问题的。客厅天花板上出现了几块深色的水渍,形状像地图上的群岛。他搬来梯子爬上去看,用手指摸了摸,指尖染上了淡红色。他又闻了闻,没有铁锈的腥味,反而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甜。
他打电话叫物业。物业派来一个叫安德烈的维修工,那人五十来岁,手脚麻利,把天花板敲开一个洞,打着手电筒照了半天,最后摇摇头说:“水管没问题,这水不是从管道里漏出来的。”
“那从哪里来的?”
安德烈没回答。他用一根干净的金属管伸进洞里蘸了一点水,凑到嘴边尝了一下,然后把管子递给谢尔盖:“您也尝尝。”
谢尔盖犹豫了一下,照做了。液体甜得发腻,像兑了太多糖浆的格瓦斯,又像某种廉价果汁。他的舌尖上残留着一股奇怪的余味,说不上是果香还是花香,总之不像任何一种他认识的饮料。
“有人从楼上泼的。”安德烈笃定地说。
谢尔盖抬头看天花板。他是顶楼,上面只有天台。天台的门锁着,钥匙在他手里,从来没开过。他跟安德烈一起上了天台,地面干燥得像块饼干,没有任何泼水的痕迹。天台上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谢尔盖注意到天台正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凹陷,像是有什么重物长期压在那里留下的印记,直径大约一米,边缘光滑得不像是自然形成的。
安德烈也看到了那个凹陷。他的脸色变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只是催促谢尔盖赶紧下去。
当天晚上,谢尔盖问费奥多尔:“你有没有往天花板上泼过什么东西?”
费奥多尔正在画画,头都没抬:“没有。”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水渍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