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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走?”他问。
“明天一早,我会派人送你去火车站。”孙德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温和得像是在安排一次寻常的出差,“到了那边,好好干,别给我写信,也别给任何人写信。”
马福贵把信封攥在手里,指节发白。他站了几秒,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只是朝孙德胜微微弯了一下腰,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黑,他靠在墙上喘了好一会儿气,才拖着步子往外走,走到办公楼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孙德胜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天还没亮透,马福贵就起来了。
他一夜没睡实,躺在家里那张硬板床上,翻来覆去地做了好几个梦,每个梦里都有人拍他的门。
最后一次惊醒时,窗外的天还是铁灰色的,几颗残星挂在杨树梢上,冷冷地往下看。
他摸黑穿好衣服,把床底下那只旧帆布包拽出来。
包里没什么值钱东西——两件换洗衣裳、一条毛巾、半管牙膏、一双旧胶鞋,还有昨天从孙德胜办公室出来时揣的那封调令信。
他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上面只写了他的名字和“部属农场”四个字,连具体地址都没有,他苦笑了一下,把信塞进包底。
出门的时候,整座厂区还沉在黎明前的灰暗里,锅炉房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白烟,在灰蒙蒙的天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他贴着墙根走,不敢回头,也不敢咳嗽,像一条被赶出窝的野狗,夹着尾巴往厂门口溜。
到了厂门口,门卫老孙头正在门房里打盹,听见脚步声,从窗口探出半个脑袋,眯着眼看了他一眼,又缩了回去。
马福贵松了口气——孙德胜安排的车应该在东边路口等着。
他往东走了百来步,果然看见一辆半旧的吉普车停在路边,引擎盖还热着,司机靠在车门上抽烟,见他过来,把烟头一扔,拉开后车门,一句话没说。
马福贵钻进车里,把帆布包搂在怀里。车子里一股子汽油味和旧皮座套的霉味混在一起,熏得他太阳穴发胀。车子颠簸着上了路,他靠在椅背上,看着车窗外灰扑扑的街景往后倒,心里七上八下的。
天渐渐亮了,路边的早点铺子开了门,炸油条的香味从窗缝里钻进来。有骑自行车的人从车旁经过,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