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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4章 李牧讲史（第3页）

李牧的声音，冷静而又深刻：“此战，秦、赵两国倾国之力，对峙三年。

秦国，有关中沃土，有巴蜀粮仓，粮草源源不断运抵前线。

而赵国，北有胡患，需重兵戍边。东有齐、燕伺机而动，不敢稍懈。三年相持，赵国府库早已淘空殆尽，民力已至极限，国内早已是‘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夫妇离散，百姓转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此战，尚未开打，我赵国，便已在后勤之上，输了七分。”

“其二，败于国策之短视。”

他继续道：“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以耕战立国，军功爵制深入人心，人人思战，个个奋勇，乃是为了战争而生。

而赵国，虽有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利，然其变法不彻，贵族之势依旧盘根错节，掣肘朝堂，内耗倾轧，从未断绝。

战时，君命难达四方，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此非将帅之过，实乃制度之败。”

最后，他的竹竿重重点在了“邯郸”的模型之上。

“其三，亦是最为致命者，败于君心之昏聩与动摇。”

李牧的声音，带上了一丝悲凉：“廉颇将军，坚壁清野，固守不出，以己之长，耗敌之短，本是应对秦军的最佳方略。

然，赵孝成王急于求成，惑于秦人‘秦独畏马服子’之反间计，竟视老成谋国为怯懦，弃百战宿将于不顾，竟临阵换将，以一毫无实战经验的赵括统帅举国之兵。

此非战之罪，乃君王之过。

君不知将，将难效死。

君臣离心离德，纵有百万雄师，亦是乌合之众，焉有不败之理？

此乃君心之败，亡国之始。”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堂下那些年轻的秦国将领，缓缓道：“故，长平之战，赵国之败，非赵括一人之罪，此乃赵国积贫积弱、制度腐朽、君昏臣庸之必然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