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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44章 廷议纷纷大计事（五）（第2页）

汉代设立刺史，要求刺史每年八月出巡地方，年底回京奏事。到东汉初，就不再回京奏事，完全“地方化”了。刺史监察地方虽然便利，但随着刺史与地方政务的联系日益紧密，朝廷对刺史的控制便随之松弛。刺史部(州)最后发展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肇端于其地方化。

叶向高当然知道朱载坖的意思，朱载坖问的不是汉武，而是大明，因为现在大明也出现了西汉的这个问题，在大明初年，地方就是三司，即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权，消除了地方对于朝廷的威胁，但是很快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大明的这个操作，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花样，历代朝廷常常分割地方事权，将军事、民政、财政、司法诸权分授不同的官员并使之互不统属，各自平行隶属于中央的相应上级，以使其相互牵制。

然而这样的体制往往极无效率，平时政出多门，终日扯皮，一旦有事则相互推诿，甚至造成地方官府职能瘫痪。于是不得不另设一首长总掌诸政，统一事权。然而这样又导致尾大不掉，威胁中央集权，不久又不得不再度分权。

在之前的历代，这种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秦汉时的郡一级本是分权的：郡守掌行政、郡尉主军事、监御史管司法与监察，“三权分立”而互不相属。

然而到东汉至隋，州刺史（州牧）便大权独揽，兼统军民，自专财政与司法，俨然一方之土皇帝。甚至到了唐末五代，酿成了藩镇之乱。

两宋惩唐末五代之弊，在路一级分设帅司（安抚使）、漕司（转运使）与宪司（提点刑狱使），路下的州军又设通判以分知州知军之权，将地方权力尽可能的割裂，这样确实是保证了没有藩镇之祸，但是也导致了两宋对外的极度软弱，因为这种体制下，朝廷行政效率低下，难以极重支援应对战争，只能够采取守内虚外的措施。

到了元代之行省，事权再度集中，行省平章为一省军民之共主，据地自雄，早在元中叶便发生了诸行省军互相攻伐的“天历之乱”，元末更酿成了行省军阀群雄割据之局。于是本朝惩前元之弊，再度采取分权的措施，也就是在地方的三司分治措施。

但是很显然，这种制度行政效率低下，加之本朝制度本就比较粗疏，到了天顺以后就难以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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