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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经权之变（第1页）

暂时解除了房内起火的风险,王琅心情颇佳，转身就去官署传见从余姚赶到山阴接受上司审问的余姚令山遐[1]。

这人官职不高，最终只做到东阳太守,却是个历史名人，常常被作为魏晋地方豪强势力压倒中央权力的典型案例提起。

王琅没想到自己会代替何充,亲身撞上这起整个中古史上都非常著名的案例,但她有把握能处理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余姚令河内山遐,山康公之孙,山季伦之子？”

她一边翻开文书,一边打量在堂下站立的男子。

仅从外貌上来看，这是个温润典雅的年轻人，令人完全想不到他竟是历史中以施政严猛著称的循吏。

然而细细一想,他的祖父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山涛，在西晋官至司徒，父亲是山涛诸子中成就最高的五子山简,被认为平雅有父风,去世前官居征南将军,眼前人的形貌气质完全符合山家家风，反倒是走上循吏路线比较奇怪。

“苏峻之乱后,扬州户籍文书大多焚毁,丞相遂下令扬州刺史部诸郡县重修户籍。彼时家公为会稽内史，此事我知之甚详,如今离上次造籍不远,山君却一上任便推行重新检籍,未知是何道理？”

东晋特色人口普查被历史学家称为土断,主要工作是清点人口,将北方南下的侨民、流民变成编户,和当地的南方人一样用黄纸记录户籍，方便官府定期收取赋税，征发徭役。

整个东晋期间先后进行了四次土断，最有名也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断由桓温主持，史称庚戌土断。

少有人知的是，东晋朝廷进行的第一次土断尝试发生于苏峻之乱后，由从庾亮手中拿回朝政大权的丞相王导主持进行了扬州部的户籍重造。

桓温实施土断之时，是他在北伐之战中收复旧都洛阳大胜而归，威望权力都接近顶点之时，土断政策收效显著，从豪强大族手中回收了大量人口，堪称他在东晋内政上取得的最大功绩，为后来的伐燕之战与淝水之战奠定了经济军事基础。

而王导一直是一名以柔克刚的政治家，擅长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弱势逆境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苏峻之乱刚结束，他就趁户籍被毁的机会推行户籍重造政策，将落在白籍里不收税的侨民化为黄籍，润物细无声地解决了东晋初年侨置郡县留下的户籍混乱问题。

这次重造不仅让百年后的沈约大为感慨咸和户籍的精确详细，也让初入司徒府的王琅刷新了对王导的认识，确认他看似聩聩无为，实际仍是一名手段老辣的高明政治家，东晋政坛当之无愧的栋梁柱石。

不过这些话没必要说给山遐听，因此王琅心中快速闪过了许多想法，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等待山遐的答案。

“回禀府君，余姚本为小县，吴末已升为大县，土地广阔，人口稠密，而登记在籍者不过数千户，远少于下官所见。藏户多则赋税不丰，倘若朝中加税，则又逼迫更多人投身豪强或沦为匪贼。下官以为，若欲治理余姚，当务之急在于检括逃户，充实户籍，并将县中藏逋亡者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山遐回答的姿态有礼有节，既不因为她是女子而有所轻忽，也不因为她是长官而谦逊卑下。见识不能算很高明，但对余姚首弊判断正确，为官有志向有担当，王琅听得暗自点头，觉得他和族人王彪之性情有些相似，或许说得到一起去。

不过王彪之从会稽检括出三万余口逃户，郡里一点水花都没翻起，其中固然有借了桓温威势的原因，但着实称得上能臣干吏。两者相较起来，王琅还是更看好把事情做成功的王彪之。

山遐此人……多少还是欠缺了一些手腕，在东晋这种黑暗的政治环境里很难成事。

这一点从他的回话也可以看出来——她都已经明说余姚县新造的户籍是她父亲王舒任期内所留，经过她父亲认可，他竟然直言不讳地声称户籍严重不实，换一个私心重的长官，他这余姚令是别想当下去了。

王琅合上文书，神色淡淡：“官藏户籍为家公所核，山君出身河内，渡江以后长居建康，此前从未踏足余姚，何以一眼能看出县有藏户？”

山遐抿了抿唇，态度变得谨慎。他性情刚直，但并不是个蠢人。长官不问他检籍的方法与成果，一上来先问他为什么要检籍，接着质疑他检籍的动机，怎么看都像已经给他定了罪，现在在套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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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家称山君借检籍之事聚敛，到任所造官舍系索贿之用，造价远低于市价，证人证词在此，山君可以自己看看。”

王琅一抬手，府吏以托盘接住她手里的文书，走到山遐面前举起托盘。

山遐面色微白，拿起文书打开浏览。

和现代政府机关建筑不会轻易改址不同，三吴会稽一带的习惯是每任长官不用前任官舍，到任以后自己出资建造或购买新官舍使用。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官员以此收受贿赂或因此遭受构陷的记录屡见不鲜。

比如唐代杨炎将私宅出售给河南尹作为官署，他的政敌指控河南尹为了讨好杨炎，故意高估房屋价格，和市价的差额就是贿金，杨炎是监守自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