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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终南捷径（第4页）

桑充国倒被石越的神态唬了一跳，“正是曾布。”

“王安石最坚定的追随者、新党的核心成员……”石越的心中闪过几个名词。“我去见见他。”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它历史的宿命。但是我来了，历史就还有机会。石越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亲身了解王安石的机会。从曾布身上，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正如从王安礼身上，也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

“《论语正义》在下已经拜读，十分钦佩。请恕在下冒昧，不知足下以为如今国事如何？”桑府后花园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旁作陪。酒过三巡之后，曾布开始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不假思索的回道，措辞却十分谨慎。

“那么以石公子之见，若要励精图治，当以何事为急务？”

石越微微一笑，此时他已知曾布来意，当下笑道：“本朝之冗兵、冗官、冗费，有识之士，无不知之，自当以此三者为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吏治，亦未可轻易。”说完凝眸注视曾布的反应。

曾布果然摇了摇头，不以为然的说道：“公子的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分明便是王安石的论调，“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于理财之人，那么充足的财政收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不过是抱着试探的目的，自然不去与他争论。不置可否的一笑，反问道：“曾公，难道吏治的问题也可以用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之事，省官益俸养廉，祖宗之法甚佳，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轻描淡写的回答道。

“在下却听说，治国需得贤臣，如若地方守吏与各部监官员不贤，虽有良法亦不能行。”

“不错，不过这个问题王相公却早已解决。”曾布面有得色。

石越怔道：“恕在下孤陋寡闻，还请曾公明示。”

“王相公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察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说道。

石越心中不自禁的苦笑，“靠四十个人就可以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只是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他与曾布相交未深，便不敢以肺腑相托，只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

唐棣性格梗直，却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公，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公本意……”

“毅夫，如何可以以偏概全？”石越不料唐棣如此直言不讳，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出言制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公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朝廷还有监察御史……”

“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的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的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的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的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的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覆，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的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的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的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心。王安礼对于王安石的许多举措亦颇有保留，石越与其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王安礼与王安石有兄弟之亲，他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

他绝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石越从此刻意做出一种淡然的样子。他知道在古代中国，伦理被强调到了一个过份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则无疑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道德上的声誉比出色的才学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一点，甚至许多古人都不明白。

但就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现在执政的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才得到当今皇帝的一再超拔。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在当时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试的集英殿唱名，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三月壬子，集英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