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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要件不满足，您应该也发现了。”谌意随手翻着文件，缓慢说道，“如果涉嫌医疗事故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批捕也是逃不了的。”

检察院接待室内，闻途和他相向而坐：“赵霖不存在重大过失。”

“理由呢？”谌意抬起眼皮看他，“被害人的死亡原因是在患细支气管壁炎的基础上，因静脉输入克林霉素导致过敏性休克死亡，与赵霖输液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

闻途说：“赵霖确定患者为支气管炎，诊断并不存在失误，您可以了解一下克林霉素，这是一种低致敏率的消炎药，使用过程中不需要进行皮试，可以直接注射，赵霖的使用剂量也在正常范围内，患者死亡是由于自身的特殊体质产生了过敏反应，这种体质极为少见，赵霖没办法预料到，在患者出现过敏反应后，他积极施救，并没有放任结果发生，这次不幸的事故应当归于医疗意外。”

闻途说完，听到对面一阵“嗒嗒”声，他往下一瞄，见谌意双指夹着他的律师证，正往沙发扶手上有节奏地敲。

谌意思考的时候手上习惯性地带有这种微动作，他再清楚不过。

但他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对方要把这本律师证随身带着。

谌意似乎看出他的心思，将证件转了一圈攥进手心里，上身微微前倾，看着他说：“没有他的诊疗行为，就不会发生损害结果。”

闻途集中了注意力：“赵霖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不是他给患者用药，患者就不会死，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可以这么认定吗？如果把行为和结果视作条件关系，认为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原因会被无限地追根溯源，我们也可以说他母亲当初不生下他，他就不会害死患者，那么他母亲是不是也有罪？显然是不合理的。”

谌意皱着眉心，证件在他指间转了几下，被他翻来覆去把玩，片刻后才道：“赵霖的输液直接引起了被害人过敏死亡，在条件关系的基础上，二者还是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这您不能否认。”

闻途继续说：“没错，但本案有关容许风险，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允许这种危害风险的存在，因为这是人为无法避免的，赵霖具备充分医疗知识和经验，开展的诊疗方式也并没有错误，患者的过敏症状属于突发情况，赵霖很难避免死亡的发生，本案不具备结果避免可能，不应该将诊疗行为和损害结果的义务违反之间建立关联性。”

谌意屈指摸了摸下巴，问道：“您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容许风险理论，最早在1871年由德国刑法学家提出，以德日为主的大陆法系给我国刑法提供许多借鉴，在我国，容许风险主要体现在过失犯罪方面，本案涉嫌医疗事故或过失致人死亡，完全适用。”

谌意追问道：“参照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第四条，只要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发生在诊疗行为之后，都一律归责于行为人，并没有深究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司法解释这种降格评价，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医疗事故犯罪的处罚范围？”

“司法解释为什么要降格评价，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是没有医生资格的人，保护的是国家医疗管理制度，刑法扩大惩罚范围，是因为行为人不仅危害了患者，更危害了国家医疗管理秩序，而本罪不构成非法行医，无害于公共秩序，刑法理应不该严惩，您说的‘参照’没有逻辑联系。”

谌意没回答，他继续说：“赵霖需要承担责任，他应当接受行政处罚或者承担民事赔偿，但绝不是刑事责任，上次开庭的时候我就表达过我的观点，刑法是最严重的部门法，它对人的惩罚是最严酷的，因此应当保持谦益性，绝不能轻易动用。”

谌意咬紧了牙，把律师证搁在自己膝盖上，一只手指将它立起来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