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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极端主义极有魅力，可惜时间不愿意与它站在一起。极端主义的口号响亮爽利，令人感动；极端主义者就像站在悬崖峭壁边上的好汉，浑身散发着英雄的光辉。因此，总是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崇拜者、死忠者，劝也劝不回。但是，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口号不是路标，好汉不是向导，悬崖不是大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其实已经无路，虽然还会闹腾一阵子，但事情已经结束，时间已经扭头。这就是响亮的短命，激烈的速朽。

极端主义者不仅割断时间，而且也割断空间。他们迟早连追随者的劝告、建言、修正也无法容忍，把这些伙伴当作叛逆者一一驱逐，孤苦伶仃地坚守着越来越局促的“原教旨主义”。于是，空间的局促又加剧了时间的短促，覆灭不可避免。

中庸与他们一比，总是那么平淡，那么家常，那么低调，引不来任何喝彩和欢呼。中庸只在轻脚慢步地四处探问，轻声慢语地商量劝说。但是，过不久，一条小路找到了，一种谅解达成了，一番口舌删掉了，一场恶斗让过了。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而且是平顺、快乐地活下去了。

中华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信奉中庸。我在《君子之道》一书中介绍了古代经典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教导。这些教导深契大地人心，结果，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极端主义的外来宗教，一与中华文化接触便减去了杀伐之气，增添了圆融风范。中国也有一些时段、一些人物受到极端主义之蛊，言行狂悖，却无改全民数千年的集体选择。数千年的集体选择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中庸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成了一种文化本能。

为什么在各大文明间，只有中国能够全方位地实践中庸？说到底，这还是与农耕文明相关。农耕文明靠天吃饭，服从四季循环，深知世上难有真正的极端。冬天冷到极端，春色已开；夏天热到极端，秋风又起。这种“天人合一”的广泛体验经由《周易》提升，儒家总结，也就成为文化共识。《礼记》更是明确做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经典宣判，由此建立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准则。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学也都有过“中道”的理论，但是，只有中国，让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长久普及，成了一种谁也无法忽略的实践形态。

我作为一个曾经长期研究世界艺术的学者，不能不指出，中庸在美的领域未必总是超过极端，至少是各有利弊吧。例如，当我面对中国古代戏剧中“悲、欢、离、合”的中庸结构，再对照古希腊悲剧在生命边涯上的极端呼号，就会把审美的心理天平偏向后者。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极品美学》一书的自序中做了说明。但是，对于安定百世社会，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的效能而言，中庸则利大于弊，而且肯定。

应该说明，中华文化选择中庸，倒不是仅仅为了选择者本身的安全和长寿，而是有更广泛的关照。它会把那些站在悬崖边上的好汉拉回来，顺便也挽救了大量追随者。正因为此，孔子把中庸说成是最高道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中庸的话题，也会遇到一种最常见的疑问。例如那年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国文化精神，就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当场提问：“中庸避免了极端，寻找了可行，选择了安全，会不会阻碍了突破、创新和挑战，降低了文明的高度？”

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以登山来破解。中庸并不反对登高，只是在珠穆朗玛峰的险峻山道上，希望你尽量走到中间，把脚踏稳，而不要为了摄影，在悬崖边上摆弄姿态。当然，在登山前如果身体不太适应，中庸的原则也会建议你选择另一项运动。因此，中庸不是退缩，不是窝囊，也不是无为，而是希望你在人生的攀缘中寻找最好的山道。

处于当代，世界上极端主义越演越烈。不少西方政客为了对付它们，采用的也往往是另一种极端主义即单边主义。结果，总是极端对极端，无休无止。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化实行中庸、拒绝极端的千年本色，再度被唤醒。凭着这种千年本色，能不能说服极端主义？我信心不大，有信心的只有一项：中华文化的寿命，凭着越来越稀罕的中庸，还会长久延续。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八因：特殊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