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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柳七投桃报李，对稍稍软化的朱说极为热情，且有意避开风月不谈。

他生得气貌堂堂，眉清目朗，不做慵懒闲散态时，言谈既爽朗风趣，又不失渊博犀利，着实可亲，让人无法讨厌得起来。

在陆辞看来，朱说和柳七，虽在性格和做派上大相径庭，可实质上却都怀有才能志意，饱受儒家忧国忧民的传统思想的熏陶。

相比之下，只追求独善其身的自己，才是格格不入的那一个。

事实也正如陆辞所料的那般，在摒弃成见后，朱说反倒比他还跟柳七聊得来了。尤其在澶渊之盟的签订上，二人皆愤愤拍案，恨国不争。

在辽大将萧达凛遭强弩射杀，战势或可反转，并无不可为之处的大好时机前，官家竟因畏战，而签订了这般屈辱的和约。

土地固然没有割让，可不论是官家需遵辽萧太后为叔母，同辽主称兄道弟，还是每岁需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沉重负担，怕都只是一个开端罢了。

不断割自己百姓的肉，以养肥强邻这头饿狼，而放任宋军腐败，战士颓落。

此消彼长的趋势，倘若长久以往，可谓不堪设想！

单富国而不强兵，与稚童怀抱赤金行走于闹市无异，怎除极个别的强硬主战派外，朝中本最不该缺的，就是有学之士，竟都为这短暂的喘息时光而额手相庆，非但不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倒引为莫大胜利了？

朱说沉色道：“诚如王相公所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

“确确是奇耻大辱！”柳七说到激动处，不由拍案而起，义愤填膺道：“因那日开此先河，诸敌皆知我宋好欺，连区区党项，亦以投契相挟，年卷万两白银，万匹绢布而去。朝中只知养兵，而不管练兵，各官腐败、借官家财富做生意与民争富、中饱私囊者数不胜数。如不尽快做出决策，又如何长久？”

听着二个小青年的慷慨陈词，陆辞只沉默地喝了口茶。

朱说与柳七所说一点不错，他的宋史记得的虽不多了，但对那屈辱的花钱买和平，还是颇有印象的。

更知道这和平哪怕想买，也买不久。

强势崛起的外族，在明知宋人富庶的情况下，凭什么让他们每年乖乖等着部分奉上，而不亲自去把全部取来呢？

而在侵略势力与大宋翻脸之前，大宋已先撑不住了。

最初是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不得不仓促下进行变法改革，而改革亦进行不顺，加上天灾人祸，最后外敌趁虚而入，就一败涂地，不得不越退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