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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大清洗（第2页）

指控他们的罪名，耸人听闻：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对基洛夫的暗杀；与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勾结，密谋暗杀斯大林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在法庭上，这些曾经的革命领袖，在经历了数月的秘密关押、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之后，一个个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面如死灰，目光呆滞。他们“痛哭流涕”地“承认”了检察官指控他们的所有罪行（哪怕这些罪行是如此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甚至还互相“揭发”、“撕咬”，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和昔日战友身上泼脏水，仿佛只有通过最彻底的“自我毁灭”，才能换取一丝丝（根本不存在的）宽恕。

整个审判过程，通过广播向全国直播，通过报纸大肆宣传。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都“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这些“人民公敌”的“滔天罪行”和“无耻忏悔”。

最终结果毫无悬念：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所有主要被告，都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枪决！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 (1937年1月)：

这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所谓的“平行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成员，包括格奥尔基·皮达可夫（曾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卡尔·拉狄克（着名理论家和记者）等一批在经济和外交领域颇有影响的人物。

罪名也差不多：与托洛茨基勾结，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破坏苏联的工业建设，与德国、日本法西斯秘密勾结，企图分裂苏联，等等。

同样的剧本，同样的“认罪”和“忏悔”，同样是死刑判决。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 (1938年3月)：

这次的“主角”，是曾经的党内“右派”领袖、被列宁称为“全党最喜欢的人物”的尼古拉·布哈林，以及前苏联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李可夫，还有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头子亨利希·雅戈达（讽刺的是，雅戈达本人就是前两次莫斯科审判的主要操办者之一，现在轮到他自己上被告席了）等二十多名所谓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成员。

布哈林在法庭上，虽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但他不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那样完全放弃抵抗。他试图在“认罪”的同时，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行为进行辩解，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与检察官维辛斯基（这位后来以其在莫斯科审判中冷酷无情、巧舌如簧而着称的“斯大林的走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但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早已内定的判决面前，布哈林的挣扎也只是徒劳。他和李可夫等人，同样被以“叛国”、“间谍”、“破坏”、“谋杀”等罪名判处死刑，并被处决。而曾经的“刽子手”雅戈达，也落得了与他那些“猎物”同样的下场。

这些所谓的“公开审判”，通过精心编排的剧本、被告们在酷刑和威胁下被迫做出的“供词”、以及铺天盖地的官方宣传，在苏联国内外都营造出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氛围：似乎党和国家内部真的潜伏着一个又一个庞大的、与外国势力勾结的阴谋集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暗杀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而斯大林同志，则是那个洞察一切、力挽狂澜、从叛徒手中拯救了革命和祖国的唯一救星！

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昔日政治对手和革命元老，更在道义上将他们彻底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也借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个人权威，将自己塑造成了不可替代的、唯一正确的领袖。

而那些在列宁时代与他平起平坐、甚至在他之上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几乎被“一锅端”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大换血”。1934年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了1939年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据统计，竟然有高达98人（约占70%）已经被逮捕并处决！其余的大多数人也被撤职、流放或在恐惧中苟延残喘，真正能够“幸免于难”的，寥寥无几，而且几乎都是那些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忠诚、唯唯诺诺的人，比如米高扬、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 曾经星光熠熠的列宁时代的革命核心层，除了斯大林本人，几乎荡然无存。那些“与列宁有私交”、“敢于在列宁面前发表不同意见”的同代人，都被他以各种名义送上了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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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高层大开杀戒的同时，斯大林那多疑的目光，也投向了另一个可能威胁到他绝对权力的重要领域——苏联红军。

红军，这支在内战炮火中成长起来的军队，虽然是苏维埃政权的“枪杆子”，但斯大林对它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军队中仍然有不少指挥员是沙俄时代的旧军官，他们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忠诚度”在斯大林看来都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一些在内战中战功卓着、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的红军将领，比如被誉为“红色拿破仑”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们思想独立，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在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等问题上与斯大林（以及他宠信的伏罗希洛夫等人）存在分歧。这些人，在斯大林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分子”，是可能挑战他权威的“独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