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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2章 货币与文明（第4页）

当然，这也得益于大宋时代对于学问研究及教育理念中的开放精神。

虽然此时，无论官学、私学，都围绕着科举的中心目标，提倡“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但是大宋文人并不满足于经典文字考据中的因循守旧，他们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与拓展，融入了更多的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其代表人物从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开始，再到程颢、程颐两兄弟，开创了理学的概念。

大宋理学对于“理”的研究，并非只是虚无缥缈的思想与哲学层面，更是包含了对于宇宙的成因、本质以及各种客观规律、科学定理的思考研究。

同样，由王安石所创立的荆公新学，也是基于他们的政治目标，首先提出了“天人不相干”的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继而提倡调查和“体验”，主张学而知之、勤思好学的反映论。最终反映在他们主张用经义、论、策代帖经、墨义以取士，培养可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型经世人才的选拔体系。

而虽然在教育取士理念上与之相对的苏轼等人，同样追求对于“道”的本质追求。苏轼同样是一位集儒释道精华思想于一身的思想大家，他遵从客观事物的规律，无论写诗、行文还是施政，都要与客观世界保持一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先贤大儒的亲身实践，秦刚在推行“格致之学”的过程中，才没有被世人视为“旁门左道”，甚至在最初就得到了大家苏颂的担纲鼎举，至少在东南一带，俨然已成为一门可立足的实用学问。

结合之前的勋章机制，在乔襄文的建议下，《文明》创刊号发行时，便公布了特有的署名勋章规则：

凡投稿论文者，按“下中上”三等评定：下等不采用且不退稿，中等退稿并回复相关修改意见，上等可发表；

能发表的文章亦有“初中高”三等评定：初等发表不积分，中等积一分，高等直接颁一星勋章。此外，凡积三分者，可兑一枚一星勋章，三枚相同勋章可晋升一星，最高勋章为五星。

“倘若有人满了三枚五星勋章后怎么办？”乔襄文问道。

“哈哈！哪能那么容易获得高等论文评定？一枚五星勋章，算一下至少要有八十一篇高等论文。能有三枚，便为大神，无论是你这主编、还是我那万松书院名誉山长之位、还有什么终身教授之位，他想要什么就能给他什么！”

“确实！”乔襄文恍然大悟。

在《文明》创刊的同时，杭州专营局十分低调地成立了，开始接受具有实际生产与经营价值的新发明、新技术的专利专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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